初到东京读书的时候，虽说有N1作为基础，毕竟疏于实践交流，为了提高口语，主观地认为申请宿舍和同学增加接触是不二的选择。
我申请了文京区目白的宿舍，因为数量有限，兼之前一批学生退宿等原因，留学生申请宿舍的成功率并不高。宿舍申请失败后，只好就附近租了一个四十来方的小公寓。
日本地少人多，资源匮乏，我都浑然不觉，只觉得在高处俯瞰东京，密集处竟比香港更甚。后来才知道，对留学生而言，租赁这个面积的公寓已经是双人的奢侈规格。对于当时习惯了中国人均居住面积的我而言，明明是下了吃苦历练的决心，委屈也受了（房子太小）的结果只能说是“还差得远”。所以直至工作，都没有再提升过住宿条件。
以上这段话，大概是我想辩解自己并不是一个依赖父母毫无骨气的女孩子。然而必须承认还是给部分老师和前辈留下了依赖家庭，娇奢纨绔的不佳印象。
正式开始工作，慢慢领悟了一些事。东京工作是我性格转变的第一个转折点。也许批评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缺点要比夸赞它的优点更能彰显自己，但我是个传统的中国人，有传统的中国式清高。我欣赏日本人的隐忍克己，客气疏淡，专注认真。在谦卑中刻苦，沉默是金。这样的行为处事给予了我受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我始终追求贯彻这样的文化底蕴，源于它与我母国文丨化丨部分的不谋而合，更源于骨子里不可弯折的无上骄傲。
可明明在这一领域行得通的东西，换了一个领域怎么就仿佛是个灾难——
从我离开广州的那天开始，就决心要对丞宝绪沉默到底。我俩像突然绝交了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我努力工作，下班专注喂养流浪猫事业；好做手工却从不拼图，隔绝噪音在家彻夜拼砌英国皇家胜利号。
闲余转遍了艺术馆和目之所及的画展、插花展，买了许多书，对着棋谱跟自己下围棋，极力清风明月附庸风雅，掩饰庸俗欲望下阴暗的自己。
若是一个人吃到好吃的路边摊，会突然想起丞宝绪，想带她来尝一尝；捡到不知名的漂亮花草，也想让丞宝绪看看。
我没有思念过丞宝绪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她。
除了必要的交流，工作以外我和同事很少来往。周常走动的，只有一位师兄秋山隆一和一位小师妹星野葵。葵是土生土长的东京女孩，精于妆容服饰，性格爽朗大气，从小到大积累了一大票朋友，撑起了我在东京大半的社交活动。有一年她因为失恋，一反日本人轻易不给他人添麻烦的传统态度，半夜给我电话找我诉苦，我被激起了保护欲，开解她到天亮。后来她知道了我的性向，总半真半假地跟我玩笑，让我考虑她。面对葵近似追求的暧昧，要说一点虚荣也没有，那是自欺欺人。
还没到圣诞的时候，葵就替我预约了一位名头响亮的发型师，她认为我十年如一日的黑长直过于职业女性，太符号化欠缺个性。我笑她电视剧看多了，问她我的个性是什么？她说起码你的头发没有你本人帅气。
我并不是一个向往英气俊美的TomBoy，我喜欢化漂亮的妆，喜欢ElieSaab，喜欢听着RAP踩着点，在衣帽间里一套套比着衣服对着镜子拧来拧去……女孩子喜欢的我大多都喜欢。然而我却因为“帅气”这个词，七兜八转地想起了丞宝绪，我不知道在她眼里我什么样，够不够“帅气”，我希望答案是肯定的。
圣诞节很快就到了，我依然保持着我对丞宝绪的沉默。我不想隔着一片海问她考虑的结果，假如她脱离我的干扰想得太清楚，我就失去了继续的理由，或者是，潜意识里，我认为，丞宝绪并不具备当面抗拒我的能力。
这种自信，偶尔会在夜深或天阴的时候突然不知所踪。
那年圣诞照旧是葵约来一群好友在我公寓里吃炸鸡喝酒庆祝。从超市回家的路上，像走在魔法世界，沿途的绿植上莫不挂满了冰蓝的彩灯，葵挽着我感叹：“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上一次圣诞就像是昨天的事。你今年有什么愿望？”
对我而言，向来愿望都是渺茫的事，我问葵：“你呢？”
葵说：“对頤ちゃん你表白成功啊！”
我笑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
葵说：“听说东京塔下面表白一定成功的！”
回家后，我翻箱倒柜，终于从古早的相册里翻出一张东京塔的照片，我把它翻拍给了丞宝绪。
那年的日本，是灾难的一年，年轻人对国家安全和未来的关注都到达的顶点，群情澎湃口沫横飞，大伙喝得烂醉。